... 學會通訊

國內過去在醫學界先進的領導與支持下，國家衛生研究院十年來已集結發表一系列的共識與指引手冊，於改善醫療品質及推動實證醫學等，皆有極大的助益。然而直至兩年前，精神與成癮醫學有關之疾病，並未包含於此類努力之中。反觀國外，在世界精神醫學會(WPA)，美國精神醫學會(APA)，世界神經精神藥理學會(CINP)及世界生物精神醫學會(WFSBP)之主導下，各類共識與指引紛紛出爐。而在歐洲則更有「通行」全歐，也有由各國專業學會主導的共識與指引(如奧地利、比利時)。對照起來，我們的確起步較晚，然而與亞洲其他國家相較，也還可以說是「得風氣之先」。

依稀記得，同仁中也有不少人對於「在地化」之共識及指引之必要性及可能衍發的問題，有不少的疑慮。其中，大家所最擔心的是，如果我們努力把我們認為最「完美」的治療方式呈現出來，我們的規範，或有可能被有關機構，醫院行政人員，乃至醫療保險單位(換言之，也就是有權有錢的人)所誤用，「斷章取義」，從而被剝奪了行醫中本然應有的彈性與自主。這當然是極有可能(或不如說一定)會發生的事情，然而在這個網路無所不在的後現代世界，眾說紛陳，同仁辛苦累積的知識、經驗，處處為聳人聽聞的異端雜說所覆蓋，我們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嗎？即使我們迴避這個「燙手的馬鈴薯」，難道醫療保險單位就不能「炮製」內規，來規範我們(在許多國家，這已是存在的事實，而這恐怕也是醫學界不得不奮力反擊，而共識與指引紛紛出爐的一個原因)。

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目前的所知，已超出我們所敬仰的前輩，不知凡幾，但是仔細地討論起來，我們卻才忽然發現，以我們目前的知識基礎，要建立共識，仍然不是容易的事。這樣的討論，彰顯出一個平常容易被忽略的事實。這事實是面對疾病，面對一位又一位活生生的飽受病痛折磨的人，很多時候，我們依然那麼地無知，那麼地束手無策。然而做為一位醫生，你沒有資格有太多的遲疑。你必須與這無所不在的、醫療的不確定性，人生的不確定性，袒裎相見。共識與指引，讓我們在面對這依然無所不在的無知與「不確定性」的時候，有一些依靠，有一些根據，也更加安心。然而唯其如此，共識與指引，絕不是「金科玉律」、絕不是聖旨、絕不是聖經。他們應該是「活生生的(充滿生機的)文件」(living documents)。他們需要容納新知，也為新知所修改。

也因為如此，達成共識、發展指引的過程，也正就是我們的專業自我檢視，自我評估的過程。透過這個過程，我們更能肯定什麼是確切已知，那些是仍有爭議的議題。已知的，有共識的，同仁們有責任通過種種的途徑(例如醫學教育)來推廣。未知的、不確定的，也正就是我們所需要持續探討的題目。而這些題目，又可以進一步依其重要性及研究方法之可近性來排序。如此則更能將學術研究推出象牙塔，與臨床實務有更大的結合，由此而達成「雙向」轉譯研究之目的，亦即不只將實驗室之發現帶向的臨床(from bench to the bedside)，更應由臨床醫師主動「發掘」(其實不必發掘，睜開眼一看，到處都是一籮筐)問題，再尋找適當的研究方法，或與基礎同仁合作，尋找解決之道。

這種以臨床為中心的轉譯研究導向，在像臺灣這樣的「非西方」地區，尤其重要。現代醫學與醫學研究，發源於歐美，雖然學術無國界，而人之所以為人，其差異性相較於其普遍性，在比較基本的層面上看，可謂微不足道。然而卻就是這差異性，這多樣性，讓你我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當中，卻又是如此清晰、如此可貴地獨特，也因此，我們這些類同卻又獨特的個人，所組成的群體，也才有可能如此地多姿多彩。同樣的道理，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在遺傳、教養、環境、生活型態、宗教、文化、經濟、社會種種方面的異同，自然也會深深地影響族群成員的健康，病因、病程與治療反應。限於歷史因素，直至目前，醫學研究仍大體由「西方國家」主導。臺灣及少數其他「非西方國家」，近年來醫學研究發展神速，然研究題目及方法，常不免因襲西人，易見其同而捨其異。補救之法，也唯有從臨床出發，累積並檢驗我們的臨床經驗，由此來尋找切合本地的研究題目與研究方向。從這個角度來看，本地的、在地化的共識與指引之討論與制定，的確是切要而刻不容緩的。

也正因如此，學會自創會開始，即倡議推動共識與指引之建立。這兩年很高興有許多同仁投入這樣的工作，盡心盡力。期待不久的將來，臺灣就會有屬於自己對於各種重要精神與成癮醫學議題的共識及指引，這的確是臺灣精神醫學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同時也更會是臺灣精神醫學更進一步發展的起點與基礎。